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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荆轲在高亢激愤的鼓声中，他蓦然转身与“生”诀别，一往无前地踏上险恶的征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位壮士启程于易水之畔，把前途交给命运，把背影交给后世评说。
作为战国四大刺客中唯一失败的人，荆轲的名气却远大于专渚、聂政和要离。这其中不乏有悲情色彩对他人格的渲染，但更不能刨去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并于事件本身之外树立起荆轲伟岸高大的形象。
首先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荆轲的智谋。这在他与太子的谈话中就能看出一二。他很准确地分析出秦王心心念念夙夜想得到樊於期的首级和地图，并计划以此做信物来博得秦王信任以方便行事，见机劫持秦王或直接将他刺杀。而后，其智慧又在与樊於期谈话中露出端倪。先以提起樊於期家人被诛他自己遭悬赏的事唤醒他的怨恨之念，又不明确说出，而是模糊说出报仇已有办法，让樊於期先表明是否愿意报仇。从而使他对之后所述的报仇之法的行使中他所需做的牺牲无法拒绝。最后步步逼迫，使樊於期自杀。可能从这件事上，其他人也能得出荆轲残酷无情、阴险的结论，但我对此不能苟同。因为取首级做作信物的的目的还是基于国家大义，这样做得以报国仇家恨，所以荆轲国雪耻、报恩，逼死樊於期的无奈之举背后，他考虑的是大义而非置个人于不义。名声败坏等更次的事。何况，他为人臣，避免了太子丹名声受损也何尝不是忠的体现呢？而且，毕竟樊於期的自刎还是主观上的自愿，荆轲词句也背负着樊於期的使命、责任，也可以评价为勇于担当。后面荆轲在见秦王前贿赂宠臣，掩饰的胆怯行为的随机应变之举，也是他智慧的体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其次，胆魄更是荆轲人格魅力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在太子丹与荆轲讨论相关事宜时，荆轲肯定也知道不管是采取哪种策略胁迫秦王，自己的生死都会再他答应出使那一刻被裁决了。荆轲“久之”的考虑及后来的“臣驽下，恐不足任”的推辞常被人诟病为怯懦和畏缩不前。我都觉得不然。在用“久之”和形容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荆轲考虑到的更多是自己能否胜任此事，而不是世俗的生死。因为这件事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个人注定留名青史之余，可能会使燕国失去良机，并给予秦爆发积蓄已久宿怨的借口影响燕的前程。从荆轲的回答看，他就置于生死于度外了。太子丹的急切，更使他相信燕国此行无更好人选，自己非去不可。于是，毅然允诺。之后的易水别离中，荆轲平静地与众人相别，又在踏上征程时，表现出“终已不顾”的豪迈，更把他的胆魄、镇定描绘得淋漓尽致。在面见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秦王时，他毫无惧色，镇静地自陈使命、责任。强烈的爱国之心赋予他勇气与当时的气氛抗争。在刺杀无望时，仍立于柱箕踞以谩骂把对秦王的暴虐的愤懑爆发出来，使人心为之激动。这种勇气早就超越匹夫之勇，是精神、意志层面的坚定不移和一往无前。
必定又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声音：可惜荆轲将所有天赋、长处用于一件跟上错误的事，差点逆于人心渴望统一的愿望，置民于水火，导致更长时间的分裂带来的苦痛。但是驳斥这种说法也极为容易。人心渴望统一是因为统一往往意味着安定而非秦的苛政、暴虐、淫威，即使它可能是历史中的环节中必要的一环。而且如果分疆而治仅是保留文化风俗差异，不一定会差于统一。否则按此论说，世界应消除差异、保持统一，许多文化、民风也随之消亡。这只不过是空间的广度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只在于统一的概念，所泛指的是层次大小有区别。一个诸侯国 安定也是统一的体现，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有局限性定论。说不定，荆轲还能使七国恢复合纵连横，互相牵制达成默契的时代。历史所谓的顺应潮流，都是看到之后历史后我们的评价。而荆轲之刺秦王的初衷也有反诸侯之侵地的出于正义不畏强暴的一层缘由，并不能说他为履行一人的意志或仅本国范围内的安定而荼毒黎民。本身敢于以渺小的个体去冲击历史，未来站在历史的风口与浪尖，就已经极为值得佩服了。
田光的死是出于对“义”的执着。面对同样的怀疑，不信任，荆轲未选择自杀，因为田光只是“士”，而荆轲为田光推荐，背负着信任和逆转乾坤一雪国耻的使命所以他只有刺秦才算死得其所。
可以说，荆轲的死，是波澜壮阔的，在我眼中，他是那个敢于永载历史重压，与“大势”背道而驰的英雄，是将国家大义奉为信条并用生命去奉行的壮士。